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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哭笑不得。我儿子这辈人，是在甜水里泡大的，对人世间的苦难了解得太少了。我真担心，一旦苦难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将如何对待？如何承受？如何解决？当然，我衷心希望我儿子这辈人，还有他们的下辈、下下辈，不要遇到任何苦难。然而，没有苦难的世界，不成其为健全的世界，没有苦难的人生，怎么会永远甜蜜，怎么会永远没有苦难呢？我越加觉得，应该让我儿子彻底地了解他的爷爷所承受过的苦难，我必须把我所知道的一切，毫无保留地讲给他听。那样，他或许会明白他的爷爷在耄耋之年为什么还要向县委左书记提出入党要求。
邬海贵、罗玉环、刘晓江求我办的事，没有父亲入党这一层因素，我也是要办的。不论伟人、庸人，脑海里都不可避免地装有家乡观念、同学观念、朋友观念。何况如今是市场经济年代，多个朋友多条路，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不然，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现在加上父亲入党这一层因素，这几件事我就更要下力气去办。父亲给我的太多，而我回报给父亲的太少。父亲苦苦追求入党几十年，在他耄耋之年，他不但没有灰心，没有泄气，反而表现得更强烈、更迫切，我身为他的长子，身为有着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有义务成全他，让他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
于是，我向在企业界握有实权的几位朋友求助，向下海经商的成为大款的几位哥们伸手，想方设法拼凑邬海贵急需的五十万元，力争在他指定的期限内汇到他指定的账户。我给宁乡公路派出所写了条子，要求对罗玉环的那个亲戚的亲戚的侄儿从轻处理，我给宁乡交警打了招呼，放回了刘晓江的蓝鸟王。以往，我做这类事的时候，我边做心里边烦躁，做过之后还苦恼。这次，我做这类事，不但不烦躁，不但不苦恼，反而高兴，反而惬意。我对着岳阳楼西侧，桃花源东侧，我家乡所处的位置，心里暗暗地说：父亲呀父亲，为您入党，儿子应该助您老人家一臂之力。
父亲最初要入党的原因和动机既简单朴素，又合情合理，说起来谁都能相信，谁都能理解，只要是有正义感的人，只要是讲天地良心的人，都会主张、赞成他入党，只要是真心拥护党，维护党的利益，希望党兴旺发达的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都会同意接纳他入党。
我父亲完全是从他翻身解放的美好经历，从他一家苦尽甘来的幸福生活，从他周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为穷人说话，是为穷人撑腰，是为穷人谋幸福，是为穷人坐江山的党。也许是他过早地承受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生活负担的原因，他的个子，要比他的父亲，要比他的爷爷矮一头，他的四肢，要比他的父亲、比他的爷爷细一半，他自然就比不上他的父亲，他的爷爷那样强悍有力，他种稻植棉的技术，捕鱼捞虾的本领，栽柑育橘的水平，也超越不了他的父亲、他的爷爷多少，而他却拥有了何婆桥周围大片的湖田和望不到岸的水面，拥有了贾家园那十多亩乌黑流油的土地，还拥有了犄角溜尖，四蹄浑圆，头尾齐整，“哞哞”欢叫的青毛牯，还拥有了黄澄澄、亮晶晶，能穿波破浪，能腾空跃起的双飞燕小五斗渔船。这些，都是他的父亲、他的爷爷，他爷爷的爷爷，白天想，夜里盼，想得到，盼得到，心想老了，眼盼穿了，没有想到，没有盼到，到他这辈子，都想到了，都盼到了，这不是老天爷赐予，这不是神仙哥施舍，也不是他凭本事赚取，都是来了共产党，他才分得了这许许多多桩桩件件的宝物呀！
共产党没来之前父亲还穷得丁当响。从我母亲时常对我们兄弟姊妹说起她和我父亲结婚时的情景，就可透视到父亲解放前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我母亲和我父亲的婚事系媒妁之言，当然是父母包办。在我母亲未走出大红花轿，未走进何婆桥西侧那个小茶馆之前，她只听人介绍，我的父亲个子虽不算高，四肢虽不算粗，但五官长得蛮端正，身架搭配蛮匀称，是个见人三分笑的喜美男子。她也只听人夸奖，她未来的婆婆是个吃过黄连苦，受尽天下罪的小脚女人，心眼善良，手脚勤快，上敬公婆，下疼儿女，得左邻右舍喜欢，受过往路人夸赞。对于别的，她晓得的不多。她只相信，媒人不会把她往苦海里引，父母不会将她往火坑里嫁。呜呜啦啦的唢呐，咚咚锵锵的锣鼓，红红彤彤的花轿，从何婆桥以西约五里远的李家村，迎来了李神医家长相最美，手脚最灵，针线最好，最得李神医疼爱的长孙女李清凤。我的母亲走进她的洞房，看到满房摆设的油漆得光光亮亮的架子床、大衣柜等各式家具，床上挂的雪白蚊帐，放的大红被套、厚重棉被，柜里挂的绿衫翠袄、红袖紫裤，以及堆的棉鞋丝袜，证实了她最初的判断没有错。媒婆没有骗她，父母没有哄她。当我父亲揭开她头上的红盖头，她的目光与我父亲的目光相遇，她娇羞的脸与我父亲兴奋的脸相对的时候，她心里更是喝了蜜一样的甜。她的郎君的确是她想像中的美男子。她感到了木板瓦屋的温暖，她感到了小茶馆的可爱。这一夜，我母亲依偎在我父亲宽厚的胸脯上，睡得格外香，睡得格外甜。半夜，她还做了一个美好的梦：木板瓦屋加宽了加长了，屋脊装扮成一条龙，龙头向南，龙尾在北，金碧晃眼，腾空欲飞。小茶馆变成了大酒店，从早到晚，南来北往，东去西行的路人，都在这里歇脚、喝茶、用餐，全家人忙上忙下，红红火火。屋后，莲荷飘香，鱼虾成群；屋前，猪牛欢唱，鸡鸭起舞。早晨起床，我母亲面对洞庭湖上冉冉升起的那一轮鲜红鲜红的太阳，面对洞庭湖上闪金亮银的波光，她笑得很甜，她笑得很美，她不需要多长时间，就能和她的郎君一起实现她昨夜的梦。吃了早饭，她辞别了公公婆婆、祖公公祖婆婆，还有小姑子，还有喝喜酒没有离去的远路亲戚，和我的父亲一道，由媒婆领了，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地回李家村。按我们家乡的风俗，结婚的第二天，新娘要由新郎陪了，带上烟酒，带上鱼肉，回娘家看望父母和家里人。这叫“回门”。按祖辈传下来的规定，新娘回门不能在娘家过夜，小两口必须当天回到自己的洞房。这天，那轮鲜红鲜红的太阳转过洞庭湖，挂在武陵山尖尖上的时候，我的母亲喜滋喜滋、融暖融暖地返回她的小茶馆，跨入她的洞房，瞬间，她像一根杨木桩，僵直地立在门口，不会挪移。她以为自己走错了门，鲜红的对联贴在门楣上，她没有走错门。她以为自己看花了眼，红黑绿蓝青黄紫分辨得一清二楚，她没有花眼。她定定神，静静心，再仔细打量她的新房，她明明白白地看到了一个无情的现实，那些洋溢着喜气，闪烁着亮泽的新家什、新衣被、新用品全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旧木板床，一只未曾油漆的圆桶，床上挂的是补丁压补丁的蚊帐，垫的是抹布巾一样的土织布被单，盖的棉被是黑黑的、绉绉的。她顿觉受骗了，被哄了，她恨不能大哭一场。她要跑回自己的娘家。她掉转身，欲出门，看见我的父亲满脸羞惭地望着她，看见我瘦弱的祖母眼泪汪汪地朝她伸出挽留的双手，看见我瞎眼的曾祖父咚地一声跪在了她的面前，看见我姑母和我的曾祖母在一旁搂着哭成一团。我的母亲止住了脚步，我的母亲抹干了泪水，二话不说，返身走近那张木板床，伸手铺平了那张抹布巾似的床单，叠齐了那猪油渣样的棉被。李神医家的那个人见人夸的清凤姑娘，命运注定她落在了杨家这栋低矮、空荡、寒酸的木板瓦屋里，过起了吃了上餐没有下餐，有了烧柴没油盐的日子。
自我懂事以来，我清楚地记得，我母亲总是在我们最困苦，或是最畅达的时候，讲起这段往事。每次讲起，都是喉咙哽哽，眼睛汪汪。我们每次听来，不但不腻味，不但不厌烦，听一次，就会有一次新的感受，听一次，就会有一次新的收获。遇到困苦，我们不低头；有了畅达，我们不神气。对穷人，从不欺负；对显贵，也不奉承。杨氏家族在旧社会深受的苦难，成为了我们后一代人人格力量的源泉。
可见，我的父亲那时虽不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可除了那栋低矮的木板瓦屋，除了那片可种植30多棵柑橘树的坡地，再无别的财产。土改划分成分时，我家被划为贫农。我的父亲从共产党派来的干部手中分得了田土、湖场，分得了耕牛、渔船，他像餐餐喝了酒，天天吃了蜜，英俊的国字脸，从早到晚红扑扑，乌亮的大眼睛，从晨至暮笑眯眯。
湖上驾船，他唱渔歌。
田里掌犁，他唱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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