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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能庇护的三十名血亲也是同理，他们还是得一文不少地给官府缴税，但杂役就可以被大大减少，反正朝廷本来就只收百分之三的田税，能把杂役免掉百姓就非常高兴了。

        这套制度设计之初的立意是很好的，但奈何但凡是由人来执行的制度，最终就一定会被复杂的人性所裹挟，最后成为食利阶层剥削人民的工具之一。

        比如某告老还乡的前任内阁首辅徐阶，他名下的田产以万计数、托庇于他的农民更是不计其数，这就严重超出了朝廷规定的额度。

        但徐阶告老还乡了、他的学生张居正还在内阁当首辅呢，徐阶的门生故旧遍布朝野，就算是告老还乡了也能靠往日的余威轻易拿捏一个知府。

        负责分配杂役的官员连七品都不到、就是个鼻屎一样大的小官，给他十个胆子也不敢去让徐阶来缴税服劳役，怕是刚进徐府的大门就得让仆人给丢出去。

        然而杂役总归要有人来服、朝廷的税赋更是一文钱也不能少，地方官就只好咬牙把这些权贵的份额摊派下去，把本应由权贵承担的杂役大头摊到了普通百姓头上。

        比如押解粮食进京，这种本应由士绅大户承担的杂役被摊派到了普通富农的头上，被分配到这项杂役的百姓十之八九会惨遭破产，为了躲避严苛的杂役，百姓必须将土地投献给有功名的士绅。

        这几乎成为了比“土地兼并”更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毕竟这是个讲宗亲、邻里的古代，地主们不可能直接派人打杀了自耕农抢夺田地，那是藩王们才干的事，士绅老爷们还是要讲究一个体面。

        他们必须等待一场灾难，一场把自耕农们逼得不得不把自己卖身给士绅老爷们的灾难。

        而杂役就起到了这样一个效果，它极大地加速了自耕农和富农的破产速度，逼得很多人不得不将土地投献到有功名的士绅老爷名下，朝廷掌握的纳税服役人口也因此稳步降低。

        如果这都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那就让我们换个说法：经过百余年的安定繁荣和休养生息，掌握在朝廷手中的户口数不仅没有增多，反而还不如刚刚经历了元末战乱的洪武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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